蔡子强﹕高锟校长的故事：大学就是包容
【明报专讯】一个人话说得不够亮丽，并不代表他对信念、价值和理想没有坚持，相反，他可以以胸襟和实际行动，来把之说得更加铿锵有力。
1986年，当时我是中大学生会副会长，有份参与遴选新校长，曾经与当时作为候选人的高锟会面。老实说，当时对他印象普通，并不特别欣赏。大家可以想像，学运中人，最爱把话说得慷慨激昂，最爱谈信念、价值、理想等等，亦因而顺理成章集中火力质询他这些问题，而高锟就像不少「理科人」一样，拙于辞令，不是那些侃侃而谈，口舌便给之辈，甚至有点口吃，所以当时双方并不投契。
拙于辞令但以身作则
但后来的发展却告诉我，一个人话说得不够亮丽，并不代表他对信念、价值和理想没有坚持，相反，他可以以胸襟和实际行动，来把之说得更加铿锵有力。
1987年，我续任中大学生会会长，与高锟校长续有交往，才慢慢发现，他与之前那些一脸威严，最爱训示我们的校长十分不同，说话十分随和，平易近人。
有同学曾目睹这位校长与太太温馨的手牵覑手，在校园内的超市购买朱古力；我亦曾在一个探讨日本黑社会暴力文化的校园电影观赏和讨论会中，看到这位校长静静的坐在一旁，默默参与（不是大锣大鼓，剪彩主礼的那种）；昨天亦有同事告诉我，有次在校内一个小小的社科研讨会中，作为「理科人」的校长亦有出席，更举手发问问题……这些小事都显示，高锟校长当时真的很投入校园生活，而且全无架子。
但无论如何，那段时间是香港学运比较温和、风平浪静的时期，真正的考验，出现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六四之后，香港学运走向激进化，以批判、颠覆，以至冲击权威为己任，与北京更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
1993年3月31日，北京委任了高锟校长为港事顾问。当时港事顾问被视为北京为了对抗末代港督彭定康而推出的统战工具、政治花瓶，因此，消息公布之后，中大学生群情汹涌，在一个高锟应邀出席的学生公开论坛当中，出现了千人云集烽火台，把会场包围得水泄不通的场面，质疑他的声音此起彼落，群情鼓噪。学生会会长更递上纸制传声筒，讽刺他甘为中方传话人。翌日，50多名港顾上京接受委任，来自中大、浸会、树仁及岭南的学生到启德机场抗议，手持「反对为虎作伥」的标语在大堂内绕场游行，并演街头讽刺剧。
最受屈辱反而最为宽怀
但更严重的对立，还在后面。同年10月，中大30周年校庆，举办了盛大的「开放日」来庆祝。当时学生组织最恨歌舞升平，于是便执意要与校方对覑干。
在开放日那天，中大不单喜气洋洋，更加冠盖云集，正当高锟校长要当众致辞的时候，冷不防被激进的学生冲上主礼台，在众多嘉宾、家长、同学，以及校友的众目睽睽之下，誓要抢走校长手中的「咪」，以表达另类声音，更拉开「两日虚假景象，掩饰中大衰相」的横额，结果令台上乱作一团，扰攘达数分钟之久，令人觉得中大丢尽面子。学生又即场游行和派发内藏传单的避孕袋，讽刺大学生形象，极尽挑衅的能事。
扰攘一番后，校长被迫步下礼台，我的一位朋友，当时为《中大学生报》的记者，第一时间冲前采访，他为示威的同学忧心忡忡，询问校方会否惩罚学生，怎料校长却一脸诧异的说：「惩罚﹖我为什么要惩罚学生﹖」那位学生记者顿时为之语塞，对校长的答案和胸襟为之意外。
我记得很多年后，有一晚与老师关信基教授促膝谈心，提起这件往事，他才透露，事后差不多各方都排山倒海的要求纪律处分该等学生，但却有3人由始至终坚持反对，最后才能顶住了压力。 3人中的其中一位，原来就是本来最为丢脸、最受屈辱、最应意愤难平的当事人——高锟校长。
可惜当年中大的学生组织却不领情，因为「港事顾问」这个心锁，而一直与之对抗到底，例如出版学生报，大字标题刊出「港事顾问粉饰太平，中大校长一事无成」等辛辣、侮辱性字眼，令不少教授为之侧目。但本应最为难堪的校长本人，却始终一直以平常心待之，甚至对于这些一直敌视他，与他对覑干的学生组织中人，疼爱有加。
举些例，他每年从个人户口中拿出两笔各两万元的款项，分别捐助学生会和学生报中有财政困难的同学；又每年都亲笔撰写书信，多谢学生组织对大学的贡献；更帮助学生排难解纷，在一场教授与学生可能因教学评核而对簿公堂的官司中，为学生顺利调解，他也有阅读学生报，更常常把学生批评校方做得不好的文章，转达有关单位，希望他们能作改善，当时为校园版工作的同学，向我坦言很有工作上的满足感。
从中可见，那怕学生运动处处针对他，但他却始终真心诚意鼓励同学参与。
蔡元培的故事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我国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但却遭北洋军阀政府镇压，32名学生被捕。不说大家可能不知，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最初并不赞成学生外出示威，并且曾一度站于北大校门企图出言劝止，惹来学生报以嘘声。但当他一知道学生被补的消息，便二话不说，全力投入营救被捕学生。他亲自走到六神无主的学生面前，表示发生这些事，他当校长的应引咎辞职，但先一定把被捕学生营救出来，并说：「被捕学生的安全，是我的事，一切由我负责。」斩钉截铁，毫不含糊。
在蔡元培的牵头下，北京14所高校校长一起投入营救学生的运动当中，并且联合发表声明：「学生的行动，为团体之行动，即学校之行动，决定只可归罪校长，不得罪及学生一人。」蔡自己更多次表示，如能释放学生，「愿以一人抵罪」。在社会各界的强大舆论压力下，到了5月7日，北洋军阀政府终于释放被捕学生。
高锟校长和蔡元培的故事告诉我们，有时我们不能奢求校长与学生的政见尽同，但我们却可以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尊重和爱护。
风物长宜放眼量
高锟校长不是那些会为大学挣得很多捐款，也不晓得夸耀自己把大学建设成世界「第N大」的人，所以当年校内是有声音对其领导能力有所质疑的。当时有人甚至揶揄说：「继任校长可以在半小时内开完的教务会，他却要开上3个小时。」我想今天回望，大家就明白到，这是包容、兼听的代价。
所以，有记者问我，当年高锟校长是否很受爱戴，我只能遗憾的说：「有些人，就是如此，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有了一段距离之后，大家才能对他看得清楚。 」
昨天，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当年有份上台「抢咪」的同学，今天终于能够理解校长的一番苦心，我想这是教育工作者最大的欣慰。
关信基教授在接受报章访问时说：「高锟是历年曾合作的中大校长中，最自由开放的一位。」我想这是十分中肯和由衷的评语。
后记：
周二诺贝尔奖公布当晚，有记者采访我，听我说了上述故事后，问我，今天回想，会不会觉得我们这些学生当年错怪了校长。我想了一想之后，答说：「20年后的今天，我想当年反对校长出任港事顾问的学生，仍然会坚信自己的观点是对的，所不同的是，我们应从校长身上，学晓处理不同意见应有的态度。」
我想对于日趋撕裂的香港社会，这分外有意义。
作者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
http://news.mingpao.com/20091008/fab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