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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钱学”

高恒文

　　转眼钱钟书先生逝世已将周年了。年初，我通读《谈艺录》、
《管锥编》、《七缀集》之后，写了两篇论文，后一篇题目标
明为“札记”，倒不是因为自谦，而恰恰是对“钱学”的一种
态度。“钱学”已成为钱钟书先生不幸言中的“俗学”，“钱
学”作者中“通读”过《谈艺录》、《管锥编》的已属凤毛麟
角，更遑论“读通”。正因为如此，“钱学”殃及钱钟书先生
的另外一种后果则是，有的论者因不满“钱学”而将钱钟书先
生与陈寅恪、顾准等人相比照，意在比较见高下而非不同。

　　其实，除了学术风格与思想的差异之外，作为学者的钱钟
书与陈寅恪并无大异之处。首先，和陈寅恪一样，钱钟书的忧
世伤时的情怀亦见诸其诗集。《槐聚诗存》所收钱先生的《阅
世》，诗云：“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星星未媳
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情怀与措辞，不是很容
易使我们想到《陈寅恪诗集》中的作品吗？“桑田”二字命意
深焉，陈寅恪先生1949年留身大陆与钱钟书在1938年毅然归国，
不正是一种对于“文化中国”的情怀么？不正是他们忧世伤时
的底蕴么？钱钟书先生逝世之后，众多的悼念文章，似乎只有
余英时先生、李慎之先生两人十分感慨地在文章中抄录并论及
这首题为《阅世》的诗，让人有知音者稀之叹！

　　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著作中也有其一贯的忧世伤时的情怀，
即如《隋唐政治制度史稿》等专著，亦莫不如此，而《管锥编》
的读者亦应当注意到这本“谈艺录”中的类似思想情怀，会心
于钱先生对中国古代经史诗文的论述中，包含了他对现代中国
的政治、文化及世态人心的尖锐的评论。其实，早在80年代初，
首倡“钱学”的郑朝宗先生在《文艺批评的一种方法》一文中，
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到钱先生逝世，余英时先生在《我所认识
的钱钟书先生》一文中，也提出了这一问题，并以《读〈管锥
编〉三首》，来说明“《管锥编》虽若出言玄远，但感慨世变
之语，触目皆是”。

　　当然，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自序中曾说：“《谈艺录》
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早已为我们指出了阅
读的门径，只是不为粗心的读者注意罢了。不过，即使《围城》，
即使《写在人生边上》，恐怕亦不当仅仅欣赏才气、娱乐故事
吧，何尝又不是“忧患之书”呢？

　　到底是中国的学者，陈寅恪也罢，钱钟书也罢，是书斋中
的学者，亦是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忧世伤时正是我们的文化
传统，其反面则是“随世逐时”，鲜有遗世而独立者也，长处
在于此，短处亦在于此，庶几可谓“文化之宿命”。

天津《今晚报》副刊2000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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