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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谈小资和愤青--答丰良语先生

  张远山

  拙文《小资VS愤青》,先引出了饶蕾女士关于“愤青”的不同意见,我已撰
文辨析了“真假愤青”。现在又引出了丰良语先生关于“小资”的不同意见,使
我再次有机会辩析一下“真假小资”--同时也进一步谈谈真假愤青。

  丰先生列举的中国小资之种种不足乃至假冒伪劣,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不应
谓之“假小资”,而更宜如拙文那样称为“预备役小资”。为什么愤青不成器,
我便斥为假愤青,而小资不成器,我却不称为假小资呢?莫非我不自觉地运用了
双重标准?答曰没有。理由是,假愤青与真愤青在价值取向上是相反的,而预备
役小资与真小资在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

  鲁迅说:“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
(《杂感》)

  真愤青的锋芒直指更强者,而假愤青的锋芒直指更弱者,这便是真假愤青价
值取向上相反的地方。所以真愤青是勇者,假愤青是怯者。真愤青即使因挑战更
强者而失败,依然是鲁迅说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
“真的猛士”(《纪念刘和珍君》)。我在答饶蕾时说,鲁迅谈过真假堂吉诃德
而没谈过真假愤青,但从“真的猛士”中取一“真”,从“勇者愤怒”中取一
“愤”,再加上鲁迅对青年的种种期望,可以认为鲁迅期望中国出现更多的真愤
青。所以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
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个与那个》)

  关于假愤青,鲁迅似乎未加命名,只是说“人+家畜性=某一种人”(《略
论中国人的脸》),这“某一种人”,我认为正是假愤青。

  真愤青的目标是成为“猛士”,而假愤青的目标是成为“猛人”,至不济也
要成为“猛人的亲信”。但中国现在的假愤青,甚至连猛人的亲信也算不上,而
只是欲做猛人之亲信而不得的“流氓”和“孱头”。

  关于猛人的亲信,鲁迅有过精彩的描述:“我们在外面看见一个猛人的亲信,
谬妄骄恣,很容易以为该猛人所爱的是这样的人物。殊不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
猛人所看见的他是娇嫩老实,非常可爱,简直说话会口吃,谈天要脸红。”
(《扣丝杂感》)

  关于欲做猛人之亲信而不得的“流氓”和“孱头”,鲁迅也有过绝妙的刻划:
“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
当的,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
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
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
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流氓的变迁》)

  另外,假愤青相当于鲁迅说的帮凶,而小资顶多只是鲁迅说的帮闲(还未必
都是)。帮闲虽然难免为真的猛士“哂笑”,但帮凶却会令真的猛士愤怒。不过
哂笑的并不是其“修为不够”,即使其修为很够,其于人生之补益也极有限。

  那些成色不足的“预备役小资”,不是精神能力不足而物质能力有余,就是
物质能力不足而精神能力有余,真正的小资需要物质精神双丰收,才能“文质彬
彬,然后君子”(孔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真小资当然是
有限的。鲁迅说:“(帮闲)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
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
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
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而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
以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不过”扯淡“而已。
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淡。”(《从帮忙到扯淡》)

  当代中国的小资,尤其是无聊的畅销书作家和报刊娱记一惊一乍地爆炒的那
些小资“猛料”--似可与“猛士”和“猛人”对观--其实大多是扯淡:“七
日一报十日一谈,收罗废料,装进读者的脑子里去,看过一年半载,就满脑子都
是某阔人如何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开心是自然也开心的。但是,人世
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之中的罢。”(《帮闲法发隐》)

  不过我并不如丰先生所说,对这些庸常的小资尤其是成色不足的准小资加以
哂笑。我更愿意认为这些小资和准小资有权追求自己的浅薄快乐,这是我开笔以
来一直为附庸风雅者辩护的原因--他们虽然无益,但也无大害。岂不闻“不为
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极少数有志者固然可以追求更有益的人生,但
“极大多数人的幸福”恰恰是不被强迫地自由追求俗世幸福。况且鲁迅还说过:
“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
能久留在记忆里的。”(《黄花节的杂感》)

  中国的小资现在获得了初步的物质解放,但远没有获得精神解放(然而我相
信他们是渴望获得精神解放的),所以只能上演“恭喜发财”的俗世闹剧--然
而假愤青们却妄图剥夺这种初步的物质解放,甚至要求加重精神压迫,为改革开
放前那“失掉的好地狱”召魂。

  我曾在一篇评论鲁迅的文章中说过,鲁迅对中国大众的态度是“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但我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恕其不争”。我认为没有人有权要求别
人做勇士、猛士、真愤青和真堂吉诃德。我也不认为人世会完结在竞相小资的世
俗化洪流中,我倒是认为人世会完结在真帮凶和假愤青们竞相谄媚主流价值和官
方价值的伪崇高之中。

  相对而言,小资们只是被迫的奴隶,而假愤青则是自愿的奴才,鲁迅说:
“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
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
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
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漫与》)

  丰先生指出的当代中国小资的缺陷,一如鲁迅指出的:“所谓‘雅人’,原
不是一天雅到晚的,即使睡的是珠罗帐,吃的是香稻米,但那根本的睡觉和吃饭,
和俗人究竟也没有什么大不同;就是肚子里盘算些挣钱固位之法,自然也不能绝
无其事。但他的出众之处,是在有时又忽然能够‘雅’。倘使揭穿了这谜底,便是
所谓‘杀风景’,也就是俗人,而且带累了雅人,使他雅不下去,‘未能免俗’
了。”(《论俗人应避雅人》)丰先生愿意像鲁迅一样做一个“杀风景”者,这
是很令我佩服的。

  拙文《小资VS愤青》中还说:“小资有望成为彬彬君子,愤青永远是硁硁小
人。”饶蕾女士指出,愤青若真,就未必是小人;而丰良语先生指出,小资若成
色不足,也未必是君子。这都是非常准确的。然而最后请允许我再引鲁迅议论明
末东林党人和反东林党人的一段话加以补充:“东林世称君子,故有小人即可丑,
反东林者本为小人,故有正士即可嘉,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
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题未定草·九》)

  我相信饶、丰两位决无“苛求君子,宽纵小人”之意,更无意于“助小人张
目”,两位的指正使我极受教益,显示了决不盲从的独立思考者的可贵品格。我
补充鲁迅的话仅仅是为了防止其他读者被误导。我并不赞同小资,更不推崇小资,
我之所以在小资和愤青的无聊舌战中略微偏向于小资,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墨子)而已。

  二○○三年三月十日写于上海家中

(XYS2003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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