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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奖的规则与学术批评的态度

徐友渔 

   "长江《读书》奖"评选活动开始时，我应邀成为推荐委员。
有人（包括其他被邀当推荐委员的人）劝我不要参加此项活动，
理由是从《读书》主编近几年的办刊方针看，不能指望做到公正、
公平，不张扬一种立场和倾向，排斥不同的观点。我回答说，这
种忧虑不无道理，但总不能由此而推彼，我们不能根据有可能发
生但未发生的情况采取不合作态度。我参加了推荐工作，并影响
了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参与此项活动。对于事前就有的种种疑
虑，我内心认为："不至于吧？"
    我只是推委，不是评委。评选结果公布后，我惊讶得难于置
信。以前的猜疑不但证实了，而且还要糟得多。
    评选指导委员会特邀名誉主席获特别荣誉奖，学术委员会召
集人获著作奖，一名评委获文章奖。这是什么规矩！而且堂而皇
之地将评奖结果昭告于天下。难怪一位著名学者一听到消息就作
了这种反应："啊，下一年一定该××得奖了。"他提到了主办单
位另一位负责人的名字。批评的焦点集中在汪晖获奖一事。汪晖
是此次评奖活动组织单位《读书》杂志的执行主编，又位居评选
机构学术委员会三位召集人首席。另外，汪晖以自选文集获专家
著作奖，而中国社会科学界人士都知道，不论是申请研究基金还
是参与评奖，都有一条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文集不能算专著。
    以上三条中，任何一条都是充分的理由，使汪晖没有资格被
提名，遑论获奖。而三道防线都没有制约力，可见评奖学术规则
被蔑视到了何等程度。评奖主办单位工作人员不得获奖，评奖委
员（甚至工作人员）不得获奖，这是连商家都遵守的规则，而我
们的硕学鸿儒居然可以对此置若罔闻。而且，同时是两个机构的
负责人，居然就这么得奖，如果这种行为不加制止，如果这种风
气得到助长，真不知中国今后各行各业，大大小小的评奖活动会
乌烟瘴气到何等地步。
    在我的个人经验中，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参与者的回避，
是不言而喻之理。记得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意欲请我当
学术编辑委员，我也欣然同意，但迟迟不得正式聘任消息。一打
听，原来我申请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研究基金"，而该刊严格规
定，本刊学术委员不得申请基金。我被告知，我可以在二者之中
择一：要么当学术委员，要么申请基金，我选择了后者。我当该
刊学术委员，是在完成资助项目、发表成果之后。
    汪晖不是不可以申请"长江《读书》奖"，但既要争取获奖，
就应该辞去《读书》执行主编职务，不接受评奖学术委员会召集
人职务。"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为了学术的纯洁，评奖的公正，
或者至少，为了不遭到指责，相关人士总得舍弃一点东西，这么
简单的道理，还用多说吗？"长江《读书》奖"，今年是第一次举
办，其不成熟和缺陷，多半应予理解、谅解。比如，是否评出了
众望所归、水平最高的书；是否存在高水准的著作而没有进入推
荐委员的视野；评选出来的论著主题是否太窄狭、单调；入选标
准应偏重学院性、还是现实性，等等，等等，都是可以讨论，在
今后改进提高的。
    但当事人能否获奖，却是性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游戏规则
必须不折不扣地遵守，不，"长江《读书》奖"的初衷不但不能实
现，而且会适得其反，使"评奖人得奖"的荒谬行为合法化，使"
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不良社会风气漫延。
    我认为，《读书》杂志有关人士在这次评奖活动中犯了双重
错误。首先，让主办单位和评奖机构负责人得奖已属不应犯的错
误，但事已至此，接受批评，设法挽救、弥补，尚属"亡羊补牢，
未为晚矣"。恰恰相反，有关人士却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把一
个学术评议机制应否完善的问题，转化为有人居心不良、恶意攻
击的问题，这就在恶化学术批评气氛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了。
    三联书店和《读书》杂志的总负责人在《读书》成为关注焦
点之后很快作出了反应，称"一个时期以来，我一直在关注着某
些人对《读书》的攻击和中伤……而来势之凶猛，又不能不让我
深思，这所有对《读书》的围剿，到底是做的什么文章？！"具
体谈到有关汪晖，则说："万万没有想到，好不容易被我们从平
静的书桌后面拖出来，却平白无故的遭到了百般的诬陷和指责，
成为某些人攻击和企图扼杀《读书》的标靶，这实在是太过卑劣
的手法。"
    以上言词是会激怒人的。《读书》的问题近两三年广遭议论，
这次评奖事件的问题有目共睹，引起各方面批评是十分自然的，
你可以在问题的性质和程度上作辨析，怎么能把所有的批评说成
是围剿和中伤呢？也许，这位负责人针对的是有关《读书》人事
方面窝里斗的情况，但绝大多数批评者或者不知道这方面的事，
或者对此不感兴趣，他们所争议的，仅仅是学术评议标准的问题。
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这样粗暴地把所有的意见打回去？难道不
应该承认，批评意见有不少是善意的、建设性的，值得注意、应
该认真对待。
    汪晖的态度则显得滑稽。6月22日，他发回一份写于1996年
的文章，作为对围绕《读书》事件引起争议的回应。此文题目为
"'死火'重温--以此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是他为《鲁迅与他
的论敌》一书写作的序言。许多读者对这种回应方式感到莫名其
妙，因为他们希望汪晖表示的态度是：他自己认为该不该参与评
奖，事到如今，他打不打算领奖，这跟鲁迅有什么关系呢？但认
真思索，就可以看出，汪晖这样做是把他与批评者的关系，视为
当年鲁迅及其论敌的关系。这么看问题就严重了，难道因"长江
《读书》奖"而招致的批评和当年鲁迅遭到黑暗势力包围和无耻
小人中伤一样，是反动势力对一位伟大思想家的围攻？作这种比
喻，未免太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是鲁迅精神，还是鲁迅曾深刻
剖析过的阿Q精神？
    作为曾与汪晖进行过学术争论的学者，我要对此多说几句。
因为我曾领教过汪晖的这种回应，也因为他是《读书》的执行主
编，如果总是以这种心态和方式对待学术界内部的批评，恐怕会
对学术文化事业产生不利影响。
    汪晖于1997年发表"当代中国思想与现代性问题"，其中对从
80年代到90年代所有的思想和观点作了批判和否定（当然自己一
派的例外），并断言中国目前已经是一个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
会，应基于此点对中国的问题作出诊断和批评。我在争鸣的文章
中引证各种数据和事实反驳汪晖，主张不能把当前中国社会的性
质定为市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本来，这是一个十分重大和严
肃的问题，可以认真争论下去。但是，汪晖从未正面与我论争，
他仅在自己的文集《死火重温》的序言中以傲慢和轻率的态度作
了回应。针对我批评他对中国的现实和国情判断不确的说法，他
对我提出的一系论据视而不见，只是说："谈论自由的人如此容
不得异见，号称学者的人如此深文周纳，这么多名人硕儒习惯于
道听途说--一切的一切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倘若要谈论'国
情'和'现实'，则这一现象本身就是国情与现实之一。"一个学者
怎么可以这么蛮不讲理，采取这种可笑的逻辑：你批评我不懂国
情，什么是国情，你对我无端攻击就是国情！
    汪晖在这篇序言中，从头到尾以鲁迅的孤独和受围攻自喻，
谈他当了《读书》主编后如何遭人猜忌，他的文章发表后没有真
正的论敌，只是一个事件和象征。在结尾处，他干脆以鲁迅自况：
"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但这只是一个假鲁
迅，他哪里是彷徨于无地。就在这篇小文中，他已经告诉人们国
际友人是如何不顾路遥天寒，专程去他的寓所请求赐文，此文又
如何在国内几家刊物上发表，并出版了好几种外文本，而且引起
海外广泛注意。想当鲁迅，其志可嘉，但想来鲁迅当年未见得有
这么吃得开，更不能想像鲁迅会既是评奖单位和评奖活动负责人，
又获奖。另外，鲁迅是与专制权力斗争的战士，而不是万变不离
其宗地抗拒任何批评意见的挡箭牌。一个学者，免不了会因这样
那样的原因受到批评，一遇批评就当鲁迅，怕只会遍街都是鲁迅，
而批评则要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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