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方舟子先生： 看了关于“朱甘事件”的讨论，本来早就有把《圣人、诗人和哲人》这篇文 章在你的网站发表的想法。因为文中写到二十多年前的一件实际发生过的事：当 年“圣人”教授，因为绝对地主张“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我英语分数不及 格，他就没有把我这个“得意门生”招收为他的研究生。 但后来想，现在大家在讨论的是关于“程序公正”等法治的问题，我搬出 “圣人”教授，岂不又回到“人治”的老路上去了？ 然而这些天看下来，窃以为那些精英当事者，无论在“法治”或“人治”方 面，都很令人失望。所以，面对这些“俗人”，便又沉浸到回忆“圣人、诗人、 哲人”之中去了。当然，其实到我这个年龄（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人，是早 已不该再有所谓“失望”存在的。 圣人、诗人和哲人 作者：耳闻 （一） 暑假里，去母校探望L先生。经他提醒，才意识到A教授离去已五年了。L先 生说，五周年也没什么纪念活动。但我想，对于一个人的纪念，又何用搞什么活 动？记得他的，套句俗语，便是：他随时会在我的心中复活。 A教授活在我记忆中的第一样东西，是他的声音，浑厚深沉的男中音。这是 我过去最喜欢，现在最怀念的。二十多年前，我刚做A先生的学生，就被他的声 音“倾倒”。那时他已六十多岁，可在大梯形教室上课，我坐到最后一排去，仍 然感到他“声震屋宇”。而且在我听来音色很好，年轻时若去学美声，说不定是 帕瓦罗蒂一级的人物。 先生的声音，为他创造过“奇迹”。我们（七八级）进大学后不久，一次集 会纪念“一二·九”运动。先生上台讲话，先说了一番他四十多年前在燕京大学 参加抗日救亡的往事，然后就大声疾呼：“青年人应该有忧国忧民之心！”这样 的“传统教育”，居然把全系学生都说激动了！要知道，那时他面对的，是经历 了“十年动乱”，大有“信仰危机”的学生啊！所以我当时把这“奇迹”归之于 先生的声音。先生得天独厚，有当教师最好的条件：一条好嗓子。他的声音有诱 惑力，一开口就把人吸引住了。那时，先生的“右派问题”还没完全“解决”。 他的女儿因此受牵连，1977年、1978年两年都不能考大学。他自己也是刚刚恢复 教职，可以上台讲话。然而他已经在疾呼“忧国忧民”了。悦耳的声音里更带着 连厄运都扑不灭的热情，也难怪我们会跟着激动一番了。 但听先生讲课，却又是另一回事了。先生讲的是历史。历史本来已经够沉重 的，再好听的声音，也减轻不了这种沉重，而先生讲的时候，除了深沉的思考， 还带着强烈的情感。所以如果你听得太认真，“身入其境”，便会因“共鸣”而 感到身心都累。所以我总是抱怨：先生的课，只能连着听两节，听多了可受不了。 有一次我不知为了什么事，大着胆子闯到先生家里去了。结果发现，在先生 书房与他谈话，感觉就与听课完全不同了。先生坐在藤椅里，微微笑着听我胡扯 ——我那时说的，真的多半是胡扯，尤其是对历史的所谓看法、见解，更是经验 多，学问少，肤浅得很。可先生没一点不耐烦，也不轻易打断我。经他这样“鼓 励”，我就更加忘乎所以，胡说八道没完了。只是连我自己也感到说得差不多了， 先生才说几句他的意见。我若不同意，还可与他争辩。我真喜欢这样的谈话，觉 得先生坐在藤椅里的样子，真像我想象中的鲁迅先生。班里一位女同学，也想去 找先生请教，却来怯怯地问我：“他会见我吗？”我笑她：“他当然会见你，放 心去啊！”师母曾经说，先生最喜欢学生去找他了，“见了学生就眉开眼笑。” 我知道这是实话。只是先生这样待我，却种下一个“恶果”。其实我们平时与人 谈话，对方不要说是“德高望重”如先生那样的前辈，就是同辈，甚至“小辈”， 若他的地位较高，我们也是不能“放肆”的。这是一条处世原则。但我被先生宠 坏了，后来与别人谈话，也常在不知不觉之中，弃原则而不顾，“自由民主”起 来，结果自然是弄得自己与对方都十分尴尬，甚至不愉快。除了先生，我还遇到 过一位让我在谈话时忘却身分地位的前辈，因此我说话时常“没大没小”的毛病， 就更犯得多了。 我们毕业前夕，先生却病倒了，生了鼻咽癌住进医院。手术前我去看他，这 次却是他的话多了。他说，他不该离开系领导的岗位这么久，因此没培养好后备 力量，现在很为系里缺少青年教师着急——这哪能怪他？不做系主任是因为他当 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师母因“包庇”他，竟然也陪着当了二十多年“右派”。 ——虽然病了，但他仍有不少计划：要组织人整理古籍；要继续上讲台讲完《史 学概论》；要写一些历史人物传记；……只是计划中最重要的，是要办一个研究 生班，为系里培养一批青年骨干，为史学研究培养一支生力军。如果手术不成功， 或术后恢复不好，其他事都来不及做了，他也要尽全力把研究生班这件事做成！ 他一定要有好学生，有能继承他的事业的人。他认为研究历史、从事历史教育的 事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要求我回学校去做动员工作。听一个马上要上手术 台切除肿瘤的老人，用悦耳的声音，谈计划，提要求，我还有什么话可说？！自 然回学校去四处游说。那时我的同学们，年龄最大的三十四岁，最小的却又不满 十八岁。年龄大的，有的已经拖儿带女；有的则二十七、八岁还没“解决个人问 题”。这些人大学已经读得太迟，再要接着读研究生，生活上、经济上实在有困 难。而年龄小的，却又因“十年动乱”，书读得实在太少，外语也不能过关。这 些人要攻读研究生，是必须要准备吃大苦的。所以，原来打算报考研究生的同学 并不多。但经我游说后，也许是不忍心让先生失望吧，全班竟有一半以上的人报 了名参加考试。 后来先生的手术是成功了。只是经过理疗，他的耳朵有点聋了，听不大清楚。 后来，牙齿又不知怎么的都掉光，说起话来就很吃力。于是先生就不大开口了。 他不能再上讲台，但研究生班及其他的事，是都做了的。 （二） 当年我自然是参加了研究生考试的。那时，同学们大都把我看作是A教授的 “得意门生”，因此大都认为我会被先生录取为研究生。我却清楚，先生是原则 性极强的人，考试的事，他绝对地主张：“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亲生子 女也不会放弃原则给予通融的。所以录取不录取还是要看我考得怎么样。如果考 不好，不用指望先生会网开一面。结果，我外语考试没有过关，先生果然是“毫 不留情”地“割爱”了。尽管私下里他大表遗憾。我毫无怨言，反而觉得对不起 先生。我知道他的确很想收我做“传人”，是我辜负了他的期望，这也是我终身 遗憾之事！ 先生处世就是如此地有原则，用我的话说是，他这个人是太“方”了，简直 一点都不“圆”。当了二十多年右派，仍没磨损自己的棱角，先生也真是“本性 难移”的典型了。 只是当今之世，先生如此处世，有时自然难免遇上些麻烦的了。 比如，据说先生平时对系里的教师，不管是老年、中年还是青年人，要求都 是很高的。希望他们业务上有高水平，工作高度负责……，要是认为谁达不到这 些要求，他会毫不容情地批评，并不为顾及脸面或其他什么原因而搞中庸之道。 当然他也从不“背后乱说”，有什么话他都放到桌面上去说。 于是有一次，系里又要为一些教师评工资也不知是评职称什么的了。先生自 然是评委，还算是其中的头吧。谁知还没开始评，却不知从哪里先传出流言，说 是先生对“某某”、“某某”教师有批评意见，认为他们“不够格”云云。听到 流言的人，倒有不少有点相信。因照上文所说先生对系里教师的严格要求，他似 是极可能如此说的。可是事实是，评委还没有开过一次会，先生自然也就根本还 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的。我知道，这是有“聪明人”在利用先生的牌子、威望、 乃至他的正直，来“摆平”别人呢！如果这次“某某”、“某某”真的没评上， 他们会怎么想？若他们看得起先生，自然口服心服；若他们不服气呢？一股怨气 自然都出在先生身上。先生又如何为自己声辩？他也从来不会为自己声辩的。 到评委真的开会时，先生大约照旧讲了他本来想讲的话，我想他是不会顾忌 到流言曾经都说了些什么的。 其实，这还是件小事。有时发生的事严重的多。官场中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的人，有时会利用先生的原则、威望和大度，来达到他们自己卑鄙的目的；有时 却又会厌恶先生的原则、威望和大度，千方百计明里暗里打击排挤他。先生不肯 讲违心的话，总是尽可能讲真话、直话，这就经常要得罪人；先生遇事常不愿妥 协，这又注定要惹来麻烦，因为当今之世，谁又不“捣浆糊”？如此一来，先生 有时就活得很累了。 听别人告诉我这些事，去探望先生时，我总是劝先生应该“厉害些”。我说， 按我的社会经验，坏人之所以容易得逞，有时是因为好人太善良了。先生听了便 笑。但这“药方”对他没用，他压根儿学不会尔虞我诈那一套。再说我这个“教 员”也不合格，自己就没会多少招式。 于是我就反过来劝先生“跳出来”。我以为先生应该摆脱“浊世”，专心去 做他的学问，或者去教人做学问。否则就是在浪费时间。这是因为先生的处世为 人方式，是一定会不时“碰壁”，会“不合时宜”的。他女儿曾问我：“你认为 我爸的处世为人究竟怎么样呢？”我想，我不知道怎样来评价。但我知道，我的 大学同学们，大都很钦佩A先生，除学识外，还就是钦佩他的人格！至于“不合 时宜”，我很自然地就联想到了孔夫子。当年孔夫子不也“不合时宜”吗？不也 周游列国都没人睬吗？所以我背地里称A教授为“圣人”。他的“方”而不 “圆”，实在已世存不多，且到处碰壁。但他的学生们看重的，还就是他的这种 “方”。尤其是我的那些去了国外的同学，在先生再一次病倒后，他们一次次来 信嘱托我去代为看望先生，并祝愿先生能早日康复，多活几年。在他们的心目中， “圣人”先生以及他的处世原则、品德人格，似乎就是值得隔几千里之遥，“顶 礼膜拜”的东西。故国只要还有“圣人”先生那样的人，他们的心里便会踏实些 似的。 （三） “圣人”先生既然是“圣人”，自然就要“举逸民”了，——把他认为是杰 出的人，千方百计找来当我们的老师。他举的“逸民”中，有两个人，给我印象 最深，一个是“诗人”B教授，一个是“哲人”C教授。 系里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对B教授都颇有争议。有人认为他常有失“君子 风度”，因为他的那张嘴太刻薄。他也当过“右派”，还被“下放”了。于是为 养家糊口，据说他去拉过板车，也去学过中医推拿。很难想象一个能做大学教授 的人，一个能写诗的人，去拉板车挣钱。但我们那时不以为怪，因为大家“彼此 彼此”，我们这些“学生”，不也“上山下乡”去抡锄把了吗？听说他拉板车时， 也写诗，是写在香烟盒上的。这种“原稿”，不知现在保存下来没有？ 他说话确实尖酸刻薄，而且到老都天真，永远直言不讳得罪人，也是个“右 派”也没有当出教训来的，处世为人方面的顽固派。听他上第一堂课，我们就一 面欣赏他的冷嘲热讽，赞叹他的直率；一面互相大摇其头：“他那张嘴，五七年 哪能不当右派？”他挖苦起人来真是毫不留情。不管是文人雅士，还是达官贵族， 若做的事不入他的眼，他便矛头对准，隐善扬恶地攻击一番。这些人若听到他的 攻击，必定气的发疯，尤其是如果无法否认他说的是事实的话。 他给我们上的必修课是古汉语，第一学期讲郑樵《通志》。后来我又选了他 的《校雠学》，教材是他自编的，又自用极漂亮的小揩抄录后影印成册，这是我 拿到过的最值得保存的一本教科书，因为光那书法就可看得。但他上课，不仅不 “照本宣科”，还“信口开河”，乱开无轨电车，且什么都说。有一次他从较雠 古字说到了古音，从古音说到吴声，然后举个例子说: “你们知道‘黄泥膀’这 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吗？那是一句吴语方言，意思是……”他告诉我们，古人对郑 樵的评语是: “博学有余，雅不足也”。我们也把这句评语转赠给了他。但他又 真是个诗人，诗人又岂有不雅的？ 临到考试，我们选他的课就高兴了。他的考试法是经过“改革”的，只弄来 一段较长的古文，里面有阙文，别字什么的，让我们“校雠”，并翻译成现代文。 还是开卷考！结果我只化三小时就交了卷，得了个“良”。而我选A教授的《魏 晋南北朝史》，为交论文，精读《三国志》，化了三个月；选C教授的《欧洲近 代哲学史》，为交作业，死啃海森堡的《物理学与哲学》，也化了三个月。 但B教授的这种“开放”的讲课和“改革”的考试，终于受到了非议。比我 们晚几届的学生向身为系主任的“圣人”先生告状，说他不备课，上课不认真等 等。A教授是视上课为神圣之人，岂能容忍自己举的“逸民”玩忽职守？于是就 批评B教授，谁知他又“屡教不改”，据说两人便弄得有点不开心了，但A教授夫 人又直对我赞叹: “但他的诗却真的写得好”！ 他写的是旧体诗，新诗是从不写的。据他有一次在课堂上“自吹”，说有名 的画家，有时也请他去为画题诗的，所以想必确实是写的好的。我从没读过他的 诗。我这个人，自认是大俗人一个，绝对体味不了好诗的高雅意境，所以对诗， 尤其是旧体诗，总“敬而远之”，怕读不懂，怕亵读了它们。连带着我也极度崇 敬诗人，总觉得诗人就是伟大，因为没多少人能真正成为诗人，我自己就一辈子 也写不出一句诗来。正因为诗人“特殊”，所以我认为他们该有权力纵情自由， 为所欲为的。不知听谁说过，诗人像孩子。我想孩子就是任性的，何苦要求他 “认真”？所以，我倒是同情B教授的。而且还认为，B教授的“不负责任”，其 实倒是因为他肚子里的学问太多了，但都是些“博闻杂学”。这些学问，是很难 分门别类，“一二三四”、“ABCD”地在课堂上演讲出来的，倒只有像B教授那 样“信口开河”地讲来为好为妙。这些任何大学教科书上都没有的“杂学”，不 少都是启发心智的真学问，不能以闲谈碎语等闲视之的。尤其是对象我这样，十 六、七岁去了“广阔天地”，到二十七、八岁才回到课堂的学生，我本来已有的 “学问”，就是“杂七杂八”学来的“杂七杂八”之学，其中还就是少了B教授 所讲的“封建时代” 那一些呢。随着B教授这样“老古董” 似的先生的去世， 这种学问也要绝种了，真是可惜。 (四) C教授被我尊为“哲人”，自然是懂哲学，教哲学的。那年，他给我们开选 修课《欧洲近代哲学史》。当时，我们都认为，即身为历史系学生，总要懂点哲 学；又以为要真正读懂马列，也必须“有比较方有鉴别”，也懂一点西方哲学为 好，所以，选他课的人就很多。我也凑了热闹。 正是决定选他课的那个星期周末，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我巧遇了C教授。便诚 恳地讨教如何来学这门课。谁知被他泼了一大桶冷水。他像是根本就怀疑我们这 些人能不能弄懂一点西方哲学的。他说，学哲学的关键在于首先要弄清概念。要 彻底搞清每一个哲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既不能弄错，也不能任意扩大或缩小， 否则，就会歪曲哲学家的原意，甚至会越学越糊涂。所以，学哲学最好是读原著， 读全文。哲学家是德国人，就该读德文本，英国人就读英文本。因为某种文字中 的某个词，有它特定的含义。译成另一种文字，意思也许就不确切。如实在读不 了原著，则必须读好的译本。不好的译本不仅会译得不确切，有时甚至还会完全 搞错，译成相反的意思。既使读好的译本，也必须读全文，然后前前后后的对照， 反复领会，才能较正确理解哲学家的观点和概念，不至于“离题万里”的。而我 们这些学生……。 他不说下去我也明白了。我们这些人，外文基础都很差，除了班里极少几个 英语较好的同学之外，我们谁敢去碰英文哲学原著？更不用说德语“天书”了。 所以我们竟是不该选他的课的。 C教授的这番教诲，虽然吓退了我的学哲学之心，却是于我有过很大益处的。 因为我很快就发现不读原著，不读全文会碰到什么样的危险了。 那时我的一个室友，也选了C教授的课。为交作业，没奈何，先找来一本介 绍西方哲学家和哲学观点的摘译本在看。看到介绍休谟，因读得仔细，觉得有点 不对头：怎么休谟前后矛盾？认真找来休谟原著全译本一对照，原来这摘译本有 一处是把休谟为批评别人而引用的别人的观点，当作是休谟的观点在介绍。这本 书里还有没有因断章取义而歪曲了原意的东西？更不得而知。我这才深感摘译本 的不可靠乃至可恶。由此想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学马列，学毛泽东思想， 不就是学“摘译”，学“语录”的吗？究竟那里有多少真正是伟人原意，也只有 地下有知的伟人知道了。也怪不得那时可以打“语录战”，断章取义，片面强调， 自作解释……自然很容易可让马克思与马克思辩论，恩格斯与恩格斯吵架的。 从此我读书，特别是读有“观点”的书，是小心得多了。 C教授还给我们上逻辑课。据说他是全国都数得着的逻辑学权威。他的逻辑 课，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次他说：比如有两个人在争论，甲说：“花是红 的”。乙说：“叶子是绿的”。大家都坚持自己的观念，争得面红耳赤，但永远 也争不完，因为这两个观点永远不对立。说完了他叹口气“可惜这样的学术论争 是太多了”。我很纳闷：真有如此愚蠢的“学术论争”吗？谁知心中留意后，再 看以前的许多论争，却真的发现有不少“花红叶绿”式的呢！一些很有名气的 “理论家”，“学问家”，也在那里你自顾阐明“花红论”，他管自论清“叶绿 说”地杂耍，却还被冠之于“建国以来重大论战”，“史学研究重大成果”之类 的美名，直把我看得目瞪口呆！ 我想起听说过的C教授的处世之事。据说“文革”之前A教授把他调来历史系， 原是指望他能在历史系的哲学讲坛上大展鸿图的，以便使学历史的人多点哲学头 脑，考察起历史来达观些。谁知“哲人”先生静观形势后，竟于哲学闭口不言， 改上逻辑课。“圣人”先生不便勉强，后来自己落难了更无法勉强，使“哲人” 先生得以在逻辑上立身，于哲学外处世，而且“不述不作”，竟几十年太平无事， 免遭“右派” 之劫！因此有人颇以为他是“明哲保身”的典型。但我现在想来， 先不要说“明哲保身”并没什么不对，当初若“仗义直言”，不过多一个人受批 判，后来多一个人平反，于国于民不一定有利，更何况“哲人”先生当初若看到 哲学界也多“花红叶绿”之争，陷身于如此蠢的论争中，再危及身家太平，岂不 太不合算？！所以他“改行”传播逻辑之学，实在不愧为是位哲人！英明之极！ 只是他的警告给我带来“消极影响”：如今我偷懒，不努力于事业时，就常 常“阿Q精神”地安慰自己：我不过是想做更有意义之事，不屑于“花红叶绿” 罢了。 （五） 离开大学已十多年，A、B、C三教授也都已离我们而去。可每当痛感自己越 来越庸庸碌碌，或总是碰到庸俗的人、庸俗的事时，我就会想起大学里这三位有 学问、有个性、又有智慧的师长，想起他们给过我的关怀、教诲和影响。只恨我 没有天分，无法学得先生们的神韵绝技。我总是向社会妥协，想方设法磨圆自己 以“适应社会”，不能像A教授那样贤良方正，高风亮节；我常杞人忧天，又总 是以周围人的要求来束缚自己，不能像B教授那样妒恶如仇，姿意任性，为人自 在；我站不高，看不远，冲动冒失，老做错事，做事后后悔的事，不能像C教授 那样思路清晰，态度明智，用大智慧审时度势。所以，我当不了“圣人”，做不 了“诗人”，也成不了“哲人”，实实在在，永远是个俗人、庸人。真希望这世 上像我这样的人能比现在少些，像先生们那样的人能比现在多些，那么，这个世 界就要比现在有趣和精彩多了。 1999年11月 (XYS2004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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