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回忆监狱生活

摘自《柏杨回忆录》(柏杨口述,周碧瑟执笔)

  台湾政治犯的制造经过,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侦讯期,
普通都在调查局或在台湾警备司令部保安处,最为艰难。社会上受到
普遍尊重又有充分自由的绅士,突然间被捕,推入四周都是铁栏杆的
小房间里,被侮辱,被殴打,精神会霎时崩溃。货真价实的“叛徒”,
反而比较轻松,因为只要决定招出什么或不招出什么就够了。只有那
些欲招却无供可招的人,苦难最多,因为他必须揣摩问官所引导的方
向,假设当初预定你是参加民主同盟的话,如果你忽然参加了共产党,
他们就无法接受。假定你的猜测始终不能符合他们给你的暗示,苦难
就更大。有人在刑求下,悲愤地叫:

  “我是匪谍,我是匪谍,你们教我招什么,我就招什么!”

  这种绝望的哀求,更激起审问官的愤怒,因为你冒犯了他职业的
尊严,审问官会抓住政治犯的头发,教他跪在算盘上:

  “我们从不教人招什么,你自己做了什么,就招什么。”

  不是每个政治犯都跪过算盘,也不是每个政治犯都摇过电话(把
电话线的电流通到手指上,然后摇动把手,电流会使一个人浑身发抖,
屎尿齐出),但是,最后都会照着特务们的预期,招出答案。只要你
第一件事自诬,就一泻千里,每件事都会自诬,直到法律把你完全严
密地绑住。如果只看笔录,只看口供,每句话都是囚犯说的,事实上,
每句话都是特务说的,真是:他白即自白,一一服上刑。

  这段时间大约四个月,这是最苦的阶段,很多人就在这个时候被
逼死或逼疯。1968年政治大学学生代联会主席许席图,在学校组织了
一个学生社团(统中会),结果被捕,不到三个月,神智完全错乱。
每逢有大官前来视察,监狱官就把许席图捆绑起来,用布条塞住嘴巴。
军法处一度决定准许他保外就医,可是许席图出身贫寒,父母双亡,
只剩姐弟二人相依为命,姐姐省吃俭用,供弟弟读上大学,她拒绝把
弟弟领回,在法庭上哭诉说:

  “我弟弟进来的时候,是一个好好的大学生,现在成了这个样子,
我怎么养他。而且养好后又要再交给你们,还能再受得了吗?万一养
病期间,他逃掉或失踪了,这么严重的罪名,我怎么承担得起!”

  我不久被调做外役,再不知道他的下落。转眼20年,九十年代初
期,白色恐怖已成为过去,《中国时报》忽然有一条消息,报导说台
东玉里疯人院,有一位来路不明的病患许席图,希望能查出他的来历。
许席图这三个字的同名度很低,我打电话给报馆,说明原委,愿挺身
作证。我心中十分感慨,就在许席图稍前,“外交部长”钱复在台湾
大学读书,也是学生代联会主席,人生际遇,如此悬殊。

  第二阶段是军法审判,除非像许席图那样,侦讯期间被苦刑逼疯,
否则,大多数政治犯的移送书,就等于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而军事
检察官的起诉书,也等于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好像黑社会的洗钱一样,
军事法庭只是把屈打成招的黑箱作业,使它合法而已,军法官假定判
决某一个政治犯无罪,他的下场就是自己成了下一个政治犯。至于公
设辩护人,更是可怜角色,唯一的功能就是替政治犯认罪,祈求庭上
法外施恩。大多数政治犯都知道官司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比起在调查
局或保安处,心情要平静得多。只有一种人是惊恐的,那就是被判决
死刑的囚犯,立刻被戴上脚镣,准备随时枪决。

  看守所执行枪决的时间,总在凌晨五时左右,天色初呈朦胧,囚
门“咔啦”一声,门锁打开,传唤的声音早已经惊醒了从地铺上坐起
来的死囚。

  “某人,开庭!”

  大家当然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再听到脚镣的声音,一步一步,
走向大门。有时候,一次执行六七个人,脚镣声更像钢锯一样,锯碎
囚犯们滴血的心头。

  第三阶段就是火烧岛,政治犯到了火烧岛就到了终站。无期徒刑
囚犯只有死亡才能出去,有期徒刑囚犯虽然出狱的日子总在10年、
20年之后,但总算有一个盼望。

  大脑是一个最难控制的东西,越是不愿去想的事,越会更强烈地
去想。在看守所时,难友蒋海溶有一天警告我说:

  “对不起,我要告诉你,你快要疯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蒋海溶说,“你坐在那里,一直喃喃自语,到最后嘴
角还吐出白沫,根据我的经验,这是精神错乱的前兆。如果你不能够
自我克制,你的喃喃自语将变成无缘无故的喊叫,那时候就无药可救!”

  我否认喃喃自语。

  “你问问别的朋友!”蒋海溶说。

  我用一种探询眼光,看着其他难友,他们逐一点头。这是我最害
怕的事,并且对自己竟然陷于疯狂的边缘,感到难以为情,但我接受
这个事实,向蒋海溶恳求说:

  “拜托你救救我,以后再遇到喃喃自语时,请给我一拳。”

  蒋海溶承诺,于是不久,蒋海溶的一拳击中我的右肘。

  “有什么事?”

  “你刚才又自言自语。”

  “我没有。”

  一个难友在旁说:

  “你刚才确实说了一连串无聊的话。”

  就这样,蒋海溶把我从疯狂边缘拉回,然而,我却无以为报。他
是当时政治犯中身份最显赫的一位,官拜调查局调查处长,最后擢升
为调查局主任秘书。蒋经国介入特务机关,主持情报改制后,“国防
部情报局”负责大陆情报,“法务部调查局”主管台湾情报,爆发特
务人员之间的内斗。普通行政机关内斗,最多不过走人,特务机关内
斗,就非见血不可。蒋海溶和调查处当时的副处长李世杰,以及情报
部门当时的一位副处长等十几个人,先后被捕下狱,受尽自己人的折
磨。

  他三次被判处死刑,终于以无期徒刑定案,也被送到火烧岛。一
年后的一天,忽然又被调查局押回台北,大家都认为他可能提前释放,
多年后才知道,他在调查局监狱被特务用绳子绞死。调查局对蒋海溶
之死的说词,跟对沈源嫜之死的说词,如同一个模子浇出来的,四个
大字:“畏罪自杀”。

  闯过喃喃自语一关后,逐渐适应监狱生活,我还发明一项守则:
铁窗外面的事不去想!我把整个监狱岁月投入写作,完成了三部史书:
《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以及《中国
人史纲》。我用早上吃剩下的稀饭涂在报纸上,一张一张地黏成一个
纸板,凝干之后就像铜板一样坚硬。每天背靠墙壁坐在地下,把纸板
放在双膝上,在那狭小的天地中构思。我建立我自己最基本的史观,
就是我为小民写史,而不是为帝王将相写家谱、写嘉言懿行;我想突
破两千年以来被视为正统的、以朝代为单元的体裁。

  另外,我也写了些诗。监狱实在不是创作抒情文学的地方,人在
坐牢三五年之后,因为生活简单,不但谈话内容会越来越简单,连梦
也会越来越简单,到了后来,索性连一个梦也没有了。俗话说:“日
有所见,夜有所梦”。日无所见的时候,储备不出来做梦的素材,自
然无梦。长期坐牢的政治犯心灵,好像压干了的果实,失去原有的润
泽和滋味。

  出狱的时候,有些人就在监狱门口,把穿过的囚衣和洗涤用具全
部焚毁,不希望把霉气带回家。我却是把每一样有监狱标志的东西,
都当作珍贵的纪念品,小心翼翼地装进行李袋。这使有些难友大为惊
奇。平常,我总是想尽办法使生活多一点情趣,监狱官在每个押房,
会随便指定一囚犯担任室长,我就自封为室长助理,后来觉得这个官
衔还不够过瘾,就再自动加官为“特别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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