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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俐采访录

孟义译自德国「明镜」周刊2000-01-31

明镜:巩俐女士,下周柏林电影节就要开始了,您将担任评委会的主席。作为一个亚洲人,
您评判的眼光和您西方的同事有什么不同吗?

巩:我已经参加过很多电影节了,也看过很多片子。我觉得,东西方的思维差异并没有那么
大。1997年我是加纳电影节评委,开始我还以为我特殊的文化背景对我评判的观点会有很大
影响,但事实恰好相反。艺术和文化是无国界的。

明镜:您评判的标准会是怎样的呢?

巩:我认为对电影节和评委会来说,重要的是发现新人和推动创新,创新可以是初出茅庐的
新人新作,也可以是是久经沙场的名导之作。

明镜:您也是在柏林成名的,那是1988年您的《红高粱》来参展。现在您是评委会主席了:
您的事业发展很快呀。

巩:担任评委会主席,对我来说,是一份光荣而困难的工作。最初电影节主任莫里兹·德哈
德恩(Moritz de Hadeln)问我是否愿意担任评委会主席的时候,我有点感到意外,因为以
前从来没有亚洲人担任这一职务。当时我有点犹豫,不知自己是不是还缺少经验。我告诉德
哈德恩我的英语不太好,问他这对工作会不会有影响。他说这方面我不需要有什么担心。

明镜:电影节上您的新片《漂亮妈妈》也会上映……

巩:……是的,这次甚至是它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首映。因为怕盗版,导演孙州严格控制拷贝
发行。《打破沉寂》是发生在当今中国真实的一出戏:说的是有一个年轻的妇女,离了婚,
又失业,还有一个耳聋的孩子。她只能试着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了独自解决面临的问题。

明镜:您拍片前深入的调查研究很有名。这次您做了些什么呢?

巩:开拍前我参观了几所聋哑学校,和学生母亲作了交谈。一提到她们的孩子,那些妈妈立
刻就要流泪。这让我很受震动。

明镜:在中国,残疾小孩的状况怎么样?

巩: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如果医生证明第一胎是残疾的话还可以再生一胎。但残疾孩
子依然是母亲一生的负担。我认识有些妇女,当过医生,或者是计算机专家,就为了孩子,
没法再工作。在中国,没有聋哑孩子专门的幼儿园,可是在普通幼儿园聋哑孩子总受欺负。

明镜:听说您还捐赠过助听器?

攻:我曾经和聋哑孩子在一起,很普通,看上去完全正常的孩子,可是我听他们讲话时,我
只觉得要哭。他们说的什么我一点也听不懂,但他们感觉不到这点只管讲下去。他们的母亲
告诉我,他们买不起助听器。在中国助听器相当贵,三星牌的一套大约要卖一千马克,另外
你还得买一辈子专用电池,那也不便宜。所以我就买了些助听器。

明镜:您自己也想当妈妈吗?

攻:我生命中会有一个小孩的,可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只希望我会有一个健康的孩子。

明镜:您已经在香港生活了好几年。97回归之后香港有什么变化吗?

攻:没什么,没变。不!有一点变了!现在报纸上关于名人的新闻明显多了。

明镜:这是为什么?

巩:也许是经济形势不好吧。报纸为了保住发行量,不得不登无聊的东西。

明镜:既然您不喜欢这些,是什么使您留在香港呢?

巩:我并不太喜欢香港,但我必须留在这里,因为我先生在这里工作。

明镜:您更想生活在哪里呢?

巩:中国。对文化界的人来说,北京是最好的地方,那里聚集着全国有知识有创造力的精英
。北京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在那里,找几个朋友聊聊,互相启发什么的,要容易得多。

明镜:您经常去北京吗?

巩:是的。在香港生活一段时间,我就会觉得自己又傻又笨,就赶快回一次北京。

明镜:您作为中国公民,出国有困难吗?

巩:没有。我用中国护照旅行,满容易的。只要申请签证。

明镜:您作为演员,在中国,也属于某个工作单位吗?

巩:是的。我的单位是国立的北京戏剧艺术学院,我是那里的教师。我不用讲什
么课,只偶尔做做报告。只是拍片时我要上交学院一部分片酬。

明镜:您在学院有工资吗?

巩:每月约180马克。只在我不拍片时才有。

明镜:对于一个在好莱呜被“追星”、与洛利尔(L'Oreal)签订高额广告合同的世界级明
星来说可不算多。您怎么看待您自己:是中国演员还是国际明星?

巩:中国演员。中国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我艺术生涯的土地。

明镜:您很爱国?

巩:是的,我爱我的祖国,无论她是穷是富,是好是坏。

明镜:您也会在台湾拍片吗?

巩:当然。我是否接一部片子,只是片子的问题,而与国家无关。我想我将来一定会在国
外拍片的。

明镜:现在中国文艺界的自由怎么样?

巩:有些事变好了。现在制片人自己开新闻发布会,也有了独立制片和自主销售。

明镜:那限制是什么呢?

巩:对剧本、影片的审查。

明镜:有什么是不可以拍的?

巩:文革和一些政治和历史的题材。政治上不欢迎你谈过去的事,人民应该向前看。敏感的
话题如文革或大跃进最好就忘掉。94年我拍的影片《活着》到现在在中国也没有上映。当时
剧本已经通过了审查,但影片遭到了封杀。

明镜:您是政协委员。政协作为中国的下议院尽管没什么影响力,但您还是试着改善一下电
影界的情况吗?

巩:和人大一样,政协也是每年只开一次会,会期十天,大家讨论问题。我曾表达过我对电
影审查、妇女的失业和报纸“追星”等问题的看法。我们也给上边提建议。至于是否会改变
什么,那是政府的事。

明镜:为了避免政治压迫,您也会拒绝片约吗?

巩:是的。我曾经有美国关于西藏电影的片约,也有人请我担任一部批评中国的影片《红色
一角》(Red Corner)里的角色,我都拒绝了,主题太敏感了。

明镜:您是在1966年新年夜出生的,不久就开始了文革。文革对您童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巩:我是在济南长大的。七十年代初,和当时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的姐姐和一个哥哥被“
上山下乡”(译注:此处原文是meine Schwester und ein aelterer Bruder。直译应是“
姐妹和一个哥哥”。为什么不说明是姐还是妹令人不解,也许巩当时说的是中文,德译出了
纰漏。七十年代初巩俐五、六岁,由此推断说的当是姐姐)。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我大哥在工厂工作,三哥去了养鸡场,总比去农村的姐姐强了。

明镜:您父母呢?

巩:他们当时是济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那时他们被剥夺了工作,进了干校。幸好干校就设
在济南,所以我不用离开他们。文革结束,他们在一家工厂里作了好几年会计。

明镜:很多中国人对文革有特殊的回忆。您也有什么事印象特别深吗?

巩:没有。一方面我太小了,还不懂,另一方面我也没离开父母。当时我甚至觉得挺快乐的
,因为学校都关门,我不用上学,也没有作业。

明镜:您为什么想当演员呢?

巩:小时候我就喜欢唱歌跳舞,甚至还学了些中国民族舞蹈,但并没想将来要当演员。1985
年我通过了戏剧学院的入学考试。当时竞争很激烈,来自全国各地的几万考生,只录取了二
十一人。大二时我担任了“红高粱”的女主角……

明镜:……这部影片使您和导演张艺谋一举成名。此后你们合作拍了五部电影,比如“大红
灯笼”,还相爱了八年。现在你们的关系如何?

巩:我们私交非常好,但分手后没有再合作拍片。张艺谋很特殊,他当时有意寻找一些以女
人为中心的题材。陈凯歌就不一样,我和他合作过两次,他是以男性影片著名,比如“霸王
别姬”。

明镜:您曾经声明您不会拍裸戏,您说您不会暴露肩膀以下膝盖以上的部分,现在还是这样
吗?

巩:肩膀膝盖什么的只是开个玩笑。只为了上座率我是不会拍裸戏的,但如果有一个情节,
除了脱没别的办法,我也会这么做的。只是到现在还没有这么个情节。

明镜:有些西方演员有机会就脱,您对此怎么评论?

巩:在西方,展现自己美丽的躯体既普遍又自然,但我的思维是亚洲式的,性感和美感不一
定要裸体来表现。并不是只有脱光了才性感,有时候半遮半掩更能激发观众的想象力。

明镜:在西方影片中,亚洲女演员往往只能扮演浓妆艳抹、充满神秘的诱惑人的角色,您认
为这是一种歧视吗?

巩:以前是,现在不那么强烈了。现在重要的是亚洲女演员相貌的新鲜感。她们好象是特殊
的东西:又性感,又愚蠢,漂亮花瓶吧。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好些导演从没去过亚洲,他们
对亚洲的了解都是从美国的中国城得来的。我就有不少这样的片约,有些亚洲女演员愿意参
与这样无聊的东西,我可不。

明镜:巩俐女士,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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