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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一流大学需借鉴什么——科大校长访谈录 

《科技日报》 2001年3月02日

    今年初，在英、法、意、德等欧洲大学的邀请下，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朱清时院士率团，用半个月的时间考察访问了欧洲四国的大学，在朱清时
院士归国后，本报记者采访了他。

    记者：欧洲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发源地，汇聚了众多历史悠久的著名高
等学府。您在欧洲期间，访问了包括牛津、剑桥这样的世界著名大学，能
否就这些大学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以及如何进
一步推动我国与欧洲大学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谈谈您此行的感受？

    朱清时：这次我们代表团访问的大学中，有几所是我曾工作过的，如
牛津、剑桥、诺丁汉和巴黎南大学等。此次重访旧地，我明显感到我国在
欧洲的威望有了显著提高。诺丁汉大学校长（Vice－chancellor）坎倍尔
爵士告诉我，诺丁汉大学新选了中国的杨福家院士作为他们的校监（Chan
cellor）。我认为这件事非常有象征意义，明显表明我国在英国的影响日
益增大。大家知道，英国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国家，大学的校监一般由政治
家、知名人士或贵族担任，例如剑桥的校监为英女王丈夫菲利普亲王。校
监是一所大学的象征，虽无实权但有很高的荣誉，学校的学位和毕业证书
均盖有校监的印章。坎倍尔校长及其他很多欧洲的教授都说，在欧洲的很
多大学里，最好的外国留学生是来自中国。他们认为在21世纪，中国的青
年有极大的潜力。因此欧洲大学要国际化，必须大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吸引中国的青年人才。

    记者：国内媒体在报道杨福家院士出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监”时，
几乎无一例外地报道他是出任了“校长”，请问，“校监”和“校长”有
何本质的区别，聘请“校监”是否是英国或欧洲的一种制度或贯例？如果
这一点我国也要“和国际接轨”的话，中国科技大学是否也会在国内外聘
请优秀的人才当“校监”？比如，中国科学院进行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下
属的一些研究所已经准备按国际惯例，实行理事会制度。

    朱清时：“校监”是意译。“校监”与校长的关系就像英国女王与首
相的关系，前者是象征性荣誉性的，不能干预具体事务；后者则是掌实权
的。香港和英联邦的一些大学也有此制度，但美国和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设
立“校监”，我国也不会这样设立。

    记者：包括中国科技大学在内的我国一些名牌大学，提出了要建设一
流大学的目标和具体构想，访问欧洲的多所名牌大学之后，您对此有何比
较？

    朱清时：我在与牛津、剑桥等欧洲一流大学校长、副校长会谈中，明
显感到建设一流大学，声誉与品牌至关重要。一所大学良好的声誉与品牌
就可以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来学习，而学校的声誉和优秀的学生又能吸引高
质量的教师来学校工作。优秀的学生与高质量的教师接着就会吸引更多的
经费支持。这样的良性循环是不同类型的一流大学共同的特色。比如英国
的剑桥大学和法国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一流大学的
例子。他们在向我介绍办一流大学的经验时，都强调了大学要有良好的声
誉。

    一所学校的名称不是件小事，它是多年奋斗、积累创出来的声誉和品
牌，要无比珍惜和爱护。欧洲的一流大学非常重视自己的声誉与品牌。如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与巴黎高等物理化学工业学校（居里夫人的母校），迄
今未更名为“大学”，但是出了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国际上很有知名
度，法国青年竞相报考。

    在我国，有些学校不珍惜学校的声誉和品牌，校名改来改去，喜欢用
大而空的名字，弄得国内外都不知道这些学校是干什么的。介绍的时候只
能说“这是过去的×××学校”。我们中国科技大学尽管所处的地理位置
不太好，但学校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在国内外已享有良好的声誉。我
们要珍惜和维护这个声誉，这也是把我校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因
素之一。

    记者：英、法、德、意这欧洲四国大学之间的教育体制有何明显的差
异？比如德国为何没有设立大学本科学士学位，而只有硕士以上学位？它
的学位制度如何与国际接轨？

    朱清时：通过这次考察，我明显感到欧洲高等学校办学模式的多种多
样，这里有值得我国借鉴之处。

    英国最好的高等学府当然是牛津和剑桥，学生进入各个学院，学院与
系平行。学生在各个系里上课，吃住则在学院。每个系的学生分散在不同
的学院，每个学院都有不同系的学生，相互学习，氛围很好，十分有利于
学生全面发展，但这种模式投资很大。

    法国最好的学校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高等物理化学工业学校，
培养精英型人才，招生数很少，师生的比例为1∶1。如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每年报考人数约15000人，只录取200人。学生毕业后不授学位，只发学历
证明，但依靠该校良好的声誉，毕业生找工作很容易。

    意大利的高等学校都是普及型的，特点是宽进严出。如罗马大学有17
万学生，只要是意大利公民，高中毕业且统考成绩合格，交学费（约合一
个工人的月工资），均可就读。如果学生学习不努力，就永远不能毕业，
估计入学的学生中只有40％ 的学生能毕业。帕多瓦是个小城，但帕多瓦大
学也有5万多名学生。这种普及型大学也可能出高水平的人才，但最大的作
用是提高了全民族的素质，中学生没有走高考独木桥的压力。

    每个国家的教育体系都很复杂，难以作一些简单的比较。德国没有大
学本科学士学位，但是大学毕业授毕业文凭，国际上已经把德国大学的毕
业文凭等价于本科学士学位，因此不存在“接轨”的问题。过去我国大学
也只给大学毕业生发毕业文凭，而没有授予本科学士学位，现在改为文凭、
学位两者都给似乎并无必要。

    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中国的人
口包袱沉重，应多种形式办大学，满足年轻人日益增长的受高等教育的要
求。要借鉴欧美办普及型大学和社区大学的经验，学生宽进严出，不住校
（因此只能就地招生），为他们提供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另外，要努力创
建若干所一流大学，培养精英型学生。杨福家院士当选为英国诺丁汉大学
校监，我们应该感到自豪与骄傲。但是，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诺丁汉大
学此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吸引优秀的中国学生去那里。欧洲其他大学争夺
中国人才也很激烈。我们如不建成几所世界一流大学，越来越多的中国年
轻人才会被吸引到欧美国家去。

    记者：您谈到多样化教学，培养精英型学生，使我联想起中国科技大
学在粉碎“四人帮”后招收的“大学少年班”，《科技日报》早些年对首
批毕业的那些“少年大学生”曾做过追踪报道。中国科技大学办“大学少
年班”迄今已有20多年历史，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去年媒体曾有过报道，
国内某著名大学在办“基础科研学生班”，有人戏称是“未来中国科学院
院士预备班”，您认为这样的班是否称得上是“培养精英型学生”的一种
尝试？中国科技大学有否办类似学生班的打算？

    朱清时：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培养出了许多人才，尽管也出过各种问
题，但是总体上“大学少年班”是成功的。中国是个大国教育体系，办学
应该多样化，有包容力，无论“大学少年班”还是“基础科研学生班”，
都应该包容并允许其存在。中国科技大学目前只打算继续办好少年班。

    记者：中国科技大学既是我国知名度甚高的一所大学，又是中国科学
院的一个研究机构，解决好大学与研究所结合难的矛盾，为国家科教体制
改革作出贡献，

    欧洲有什么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

    朱清时：大学应与专业科研机构密切合作。我国科研教育经费和资源
有限，应该充分利用已有的科研资金与资源。专业科研机构有很好的设备，
科研水平很高，但缺乏年轻人才，而大学拥有大量学生，但设备相对较差，
二者紧密结合正好优势互补。本着这种认识，我就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后，
着力提倡我校与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的合作，希望努力办好双方合作成立
的高等研究院，但实际情况却不如人意。因此，在欧洲访问期间我带着这
一问题作了重点考察。

    在欧洲这四个国家里，大学与科研机构都合作得较好。原因有两个，
一是这些国家的学位管理和学位授予权都归各个大学。研究所别无选择，
必须和大学合作。而我国的研究所有学位授予权，因此缺乏与大学合作的
动力。第二个原因是在这些国家，论文或成果署名单位有很好的传统惯例，
研究生的论文或成果署名权归研究项目的投资方，一般为研究所。而在我
国，统计论文或成果往往只统计第一作者的第一单位，而论文数量这原本
并不重要的数据，恰恰又成为了评价我国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重要指标，结
果大家都要争，使得署名权争执问题长期无法解决。在欧洲的这些国家，
作者的单位都可以算，堪称“双赢”。例如，德国马普学会和法国国家科
研中心非常类似中国科学院，他们有很多研究所，资金也很雄厚，大学很
羡慕他们，都愿意致力于加强与他们的合作；这些研究所也非常乐意与大
学合作，很多研究所就设在大学内，其通讯地址就是相应的大学。

    记者：杨福家院士是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他出任诺
丁汉大学校监，是否也能看出大学和研究所两者完全可以相得益彰？

    朱清时：是的，杨福家院士过去曾任复旦大学校长，同时又兼中国科
学院原子核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从他所作出的成就，我们也能看出大学和
研究所两者之间，教学和科研是有互补性的。

（本报记者 郑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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